陈正祥在《中国历史文化地理》一书中提到，「具有代表性人物籍贯分布的改变，是文化中心迁移的最好证明」，所以从各朝进士籍贯的分布变化来看中国文化重心的迁移是一个不错的视角。
本文所用资料依然来自中国历代人物传记资料库（CBDB），这个数据库确实珍贵，但历史人物信息庞杂，本人又非历史专业出身，网上查阅相关资料的能力有限，所以行文难免有错漏，欢迎指正。
关于数据口径的统计方式有必要提前说明。一个是进士的统计范围，一个是进士籍贯的归属。
进士的范围。文中论述的进士，实则是广义通过科举考取功名的人。因为各朝进士的范围不同，如唐朝科举有秀才、明经、进士，宋朝科举袭五代旧制，有进士、九经、五经、学究等等。本文所选样本为所有通过「科举門」入仕的人物。
地域的归属。本文中涉及进士籍贯根据数据库中传主籍贯、迁住地、出生地、祖籍、落籍等地理信息依次补缺，以上都没有的记为缺失从分析中剔除。因为几千年来中国行政区划不断变化，地名和范围多次更迭，要统计人物籍贯需要有一个固定的标尺，所以本文以进士籍贯经纬度所属的现代行政区作为统计标准。
首先是省份的归属。比如莆田县，北宋初年归两浙西南路管辖，后来闽地从两浙路分出，置福建路，现代莆田县归属福建省，那莆田的所有进士都算进福建省。
城市的归属也一样。比如河南登封县，明清时期隶属于河南府（今洛阳地区），后来又划归开封地区，最后归属郑州市。在本文的统计中，登封的进士都归属于郑州市。
哪里的进士最多
我们从省份和城市两个粒度来回答这个问题。
从分省的统计来看，在宋代以前，北方省份占据主导地位，隋唐时进士最多的五个省份（陕西省、河南省、河北省、山西省、江苏省）有四个在北方。
宋代之后，南方进士数量逐渐超过北方。以明为例，进士最多的五个省依次是浙江省、江西省、江苏省、福建省、河南省。南方已经处于绝对优势。
细化到城市粒度，从公元581年到1911年，进士最多的十个城市全部都在南方，不过这可能跟数据库对宋之前的进士统计不完备有关。即使只看明清两朝，南方的苏州市、福州市、宁波市、莆田市、吉安市等城市走出的进士数量也远高于其他北方城市。
分朝代来看，西安在隋唐是当之无愧的霸主。走出进士前十的县中，京兆府占据4个席位（长安县、万年县、华原县、高陵县）。排名第一的是京兆府长安县，第二为河南府洛阳县（今河南洛阳市），第三位深州安平县（今河北省衡水市）。前十中，南方仅有吴县和莆田县上榜。
说起长安，一直流传长安改名西安的说法，但长安这个地名实则从未消失过。唐朝首都所在行政区正式称谓是「雍州」，后改「京兆府」。都城区域归属长安县和万年县。宋明京兆府降格，明朝改称「西安府」，是为西安名字的由来。而长安县一直保存了到现代，直到2002年6月2日，撤销长安县，设立西安市长安区。喏，长安这个地名一直在的。
唐代，南方人考取进士的少，拜官入相的更是凤毛麟角。在当时，南方人即使位极权臣也不免被放地图炮。
唐高宗永徽六年，在是否立武昭仪为皇后的斗争中，褚遂良强烈反对立武氏为后。他的据理力争被武氏听到，武氏在帘幕后大喊：「何不扑杀此獠？」（出自《新唐书·褚遂良传》）这个「獠」读作lǎo（同狫），是当时北方人对南方人的一种蔑称。而褚遂良来自杭州钱唐，地道的南方人。
南方人在政治核心中的弱势地位从宋开始发生改变，归根结底是南人在科举上的崛起。到明朝，走出进士前十的县，从兴化府莆田县到苏州府长洲县都在南方，与唐形成鲜明对比。
明清时期宁波的进士主要归功于余姚、 鄞县（今宁波市鄞州区）二县。余姚在明清时隶属绍兴府，解放后划归宁波。鄞县所属的明州府即宁波府，明初避国号讳，取「海定则波宁」之义，朱元璋将明州改称宁波，沿用至今。
文化重心南迁
这部分我尽量用更直观的方式，展现所谓文化重心的向南迁移。
纬度是区分南北方的重要标准。以进士籍贯地的纬度为纵轴，以对应纬度进士人数占比为横轴，画一个折线图，折线峰度越大表示这一纬度走出的进士人数越多。从图上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到，由隋唐到清，折线图的高峰逐渐向南偏移，低纬度地区的进士人数占比越来越高。
若是把一个朝代所有进士籍贯的经度和纬度分别取均值，得到的坐标点可以视作这个朝代的「文化重心」。虽然这个所谓的文化重心没有现实含义，但随着朝代更迭，通过文化重心在空间上的移动，可以看到文化的迁移方向。
隋唐时期的文化重心还处在我国北方，到五代十国，已经南迁迫近淮河北岸。宋之后，重心已到达南方腹地。随着元明清大一统王朝在北京定都，文化重心有往北挪移的趋势，但也没有再跨过淮河，彻底停留在了南方。
从城市粒度的微观视角，在时间变化上还可以看到更多的细节。
以南北方几个典型城市为例。从隋唐到清末，这个几个城市在进士的累计人数增长趋势上，有几个关键节点很有意思：755年安史之乱、1127年宋室南渡、1402年永乐迁都。
唐朝安史之乱：唐初，西安在文化上有着绝对的优势。公元755年开始的安史之乱后，西安增速明显放缓。借用陈正祥的观点，这个时候「中国文化中心的迁移，也像秦汉以来的政治和经济中心一样，先作东西向的搬迁，即从长安向开封、洛阳移动」（出自陈正祥《中国历史文化地理》）。
北宋靖康之乱，宋室南渡：公元960年宋朝建立后，开封崛起，进士人数逐渐超过西安。江南的苏杭、福建的莆田也开始崭露头角。直到公元1127年靖康之乱后，宋朝失去北方大片国土，迁都临安，开封在文化上的绝对优势也不复存在。
「中国文化发展到北宋末年，中心已趋向于东南。北宋政权的毁灭，只是加速这个中心的迁移，一下子从中原跳到了东南」（出自陈正祥《中国历史文化地理》）。
明成祖迁都北平：公元1368年明朝建立后，西安、开封终于结束了长达300年的封印。公元1402年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政治中心重回北方。北京以国都身份崛起，文化上赶超西安、南京等故都，不过此时，苏杭在科举上的霸主地位已无法撼动。
科举中的籍贯与贵族门阀
隋唐时的贵族门阀制度影响力很大，即使李唐皇帝也不能免俗，当上皇帝后自称来自陇西李氏，借此抬高出身。但世代贵族的影响力无法轻易撼动，哪怕到唐文宗时期，依然发出「我家二百年天子，顾不如崔卢」的感叹。
这里的崔卢指的是清河崔氏和范阳卢氏，中国魏晋至隋唐时期的著名大姓。
加入旧贵族失败的李唐皇帝将科举制度发扬光大，通过自主选拔人才建立了一个新贵族系统。考取功名的进士被朝廷重视，位极人臣、登列显位，是对传统贵族秩序的一次洗牌。
那么有哪些家族在这次洗牌中分到了最大的蛋糕呢？这可以从两个维度来量化：一个是该家族的功名数量，人数越多权力越大；一个是该家族在当地的影响力，即该家族的姓氏在籍贯地是否有远高于其他姓氏的地位。
第一个功名数量可以直接统计该家族多少人考取了进士，第二个在地影响力可以通过计算对应地区姓氏的TGI指数来比较。
所谓TGI指数是反映目标群体在特定研究范围内的强势或弱势的指数，当TGI指数大于1时就有比较强势的地位。比如隋唐时期所有进士中王姓进士占比4.51%，而在太原地区的所有进士中，王姓进士占比30.43%，那么太原地区王氏的TGI指数为6.74（ = 30.43% / 4.51%），远大于1，可见太原王氏在当地就是显赫的家族。
唐代在长安附近出现过「城南韦杜，去天尺五」的谚语，长安的韦氏和杜氏就是通过科举产生的新贵族。还有一些家族，并非传统意义上的显赫贵族，但从数据表现上，在当地想必也是有相当大的影响力的，如莆田的林氏、高陵的于氏、宝鼎的薛氏等等。
从现有数据也能看出当时不少显赫贵族也积极参与科考。由于样本数据有限，不能完全展现当时的实际情况。据说当时的范阳卢氏就一早看清前途，从旧贵族行列转而投身新体制。截至乾符二年（875年），范阳卢氏一族共出了一百一十六名进士（宫崎市定《科举史》）。
参考资料：
1. Harvard University, Academia Sinica, and Peking University, China Biographical Database (CBDB) (January 1, 2018), https://projects.iq.harvard.edu/cbdb.
2. 陈正祥. 中国历史文化地理[M]. 山西人民出版社, 2021.
3. 宫崎市定. 科举史[M]. 大象出版社, 2020.
4. 网上其他公开资料
来源：知乎 www.zhihu.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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